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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阿登的苦林，山东人，喜欢二战及冷战军事，尤其是太平洋战争、苏德战争和冷战武器装备，曾在“空军之翼”等网站发表过若干文章。
全文共8873字，配图16幅，阅读需要18分钟， 2023年8月1日首发。
按：本文编译整理自美国空军退役上校威廉·“比尔”·鲍尔（William “Bill” M. Bower）的口述回忆，配图有改动。
图1.在夕阳的映照下，这架由飞行遗产和战斗装甲博物馆保存的B-25J“米切尔”轰炸机正在向右压坡转弯，弹舱舱门也打开了，仿佛准备在日落时分发起攻击
当我静静地坐在我那架绰号“命运无常”（Fickle Finger of Fate）的B-25轰炸机上，等待甲板上的海军水兵发出启动引擎的信号时，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追忆着我是如何来到这里的，也思索着前方未知的命运。
我们的飞机停放在“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下起伏的甲板上，前面是11架B-25轰炸机，后面还有4架。我注视着最前面那架B-25，那架飞机由吉米·杜立特尔中校驾驶，慢慢的开始在浸透海水的甲板上短距滑跑起飞。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我想起了十年前在克利夫兰飞行比赛上，看到由同一位飞行员——杜立特尔先生驾驶的一架红白相间的“蜜蜂”式竞技飞机在塔门间飞驰。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
图2.在战前的20世纪30年代，吉米·杜利特尔先生是一位成功的竞技飞机飞行员
小时候，我家住在克利夫兰市以南约20英里的地方。每到夏天，我和朋友们都是在钓鱼和游泳中度过的。不过，当在城里举行飞行比赛时，我们就会步行走到机场，从栅栏下面钻进去，走近并触摸那些飞机。那是一段奇妙的航空时光，我们亲眼看到了杜利特尔、马蒂·莱尔德（Matty Laird）和罗斯科·特纳（Roscoe Turner）等人。
比赛时，杜利特尔驾驶着“蜜蜂”号飞机，在离地面20~30英尺的高度绕着塔门飞行。紧随其后的是罗斯科·特纳，看着特纳驾驶着看起来不过是一架长着短短机翼的圆桶状飞机，我对他的飞行技术充满了敬畏。从那时起，我就从未停止过飞行的梦想。1940年10月4日，我正式成为一名飞行员，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图3.吉米·杜利特尔驾驶着他的竞技飞机再次创下飞行纪录后，人群蜂拥而至并围拢在他身边
获颁飞行员才有的“翼盾”徽章后，我被分配到丹佛附近的洛里市（Lowry），成为第37轰炸中队的一员。该中队当时装备的是道格拉斯公司研制的B-18“大刀”式双发轰炸机，用来训练新入役的投弹手。在我们训练第一批投弹手时，我是一名副驾驶员，没有过多的事情可做。我当时很“天真”，丝毫不关注海外正在酝酿的战争，但我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要训练这些投弹手。我们带着他们在洛里轰炸靶场日夜训练，让他们掌握新式“诺顿”（Norden）投弹瞄准器的使用方法。
最终，我们和第37轰炸中队一起被派往西部，加入了我们的上级部队——部署在俄勒冈州彭德尔顿（Pendleton）的第17轰炸大队。那时，我们获得了驾驶最新式中型轰炸机B-25“米切尔”的资格。
图4.在B-25等速度更快的机型出现之前，B-18“大刀”双发轰炸机是美国陆军航空队装备的最好的中型轰炸机
图5. 画作：飞行在美国西部广袤荒漠上空的B-18，看起来更像是一架客货机
1941年，我有幸被选中，与大队长一起驾驶首批交付的B-25飞机当中的一架。大队长名叫牛顿·米尔斯（Newton Mills），他要求有人和他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州北美航空公司的工厂接收这架新机。当我们坐到B-25的驾驶舱里时，我想：“棒极了，我们置身于一台机器中了。”这架飞机时速可达250英里，噪音很大，但却与众不同。
当时，人人都想成为战斗机飞行员，而我想的却是“天呐，这飞机不错，确实不错”。我们两侧各是一台莱特R-2600发动机，前面是一个大大的玻璃机鼻，这是一架真正的高速飞机。
图6.安装两台莱特R-2600双排星形发动机的B-25是一种致命的中型轰炸机。上图所示为全美实验飞机协会（EAA）博物馆保存的B-25轰炸机进行夜航的场景，可见从发动机短舱烟道中喷出的蓝色火焰
我们驾机回到第17轰炸大队，然后去了彭德尔顿。最终，我们挑选了足够的B-25轰炸机，并参加了1941年在美国东南部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举行的演习。
我们没多少年长的正驾驶，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少尉飞行员马上就升级了。训练我们的压力很大，第17轰炸大队是陆军航空队的主力中型轰炸机大队之一。我们开展了大量远洋飞行，我们叫做“海上套房”，其实仅仅是向外飞到海面上并飞不同的航线。我们根本不知道高速轰炸机应该与陆军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当时，与陆军的航空协调还处于起步阶段，陆军不明白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也不明白他们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只是在投掷袋装面粉的过程中学到了一些东西。陆军认为航空兵是次要的，或者说他们都以为起码我们飞的这些飞机是次要的。
1941年12月初，我们刚参加完演习。我所在的中队放了一晚上假。我们去了好莱坞，在城里度过了一个晚上。12月7日，当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我们耳中时，任何一个人都飞速地向飞机奔去。我的一个朋友有一辆“菲亚特”牌敞篷房车，我们把所有人都装进那辆车里，打算在日军进攻加利福尼亚之前去机场登机。我们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东北部的麦克莱伦（McClellan）基地停了车，为我们的飞机取回了还装在箱子里的机枪，枪上还涂着防腐润滑油，这表明它们从没开过火。
我们所在的大队已经撤到俄勒冈州的彭德尔顿。大队人员分散得到处都是。恐惧席卷了全国，人们相信日本鬼子将入侵西海岸。我们日复一日地驾机出海去寻找它们的踪迹。后来，我们中队奉命离开西海岸，向东返回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
图7.吉米·杜立特尔中校（左）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舰长马克·米彻尔上校（右）在飞行甲板上与执行空袭任务的机组人员合影，摄于1942年4月18日空袭发起前几天。客观来说，杜利特尔空袭确实鼓舞了美国国内的民心士气，但也确实妨碍了“大黄蜂”号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
当时，第17轰炸大队拥有全美国经验最丰富的B-25机组。由于我们之前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莱纳州的演习中大获成功，因此当吉米·杜立特尔中校出现在我们基地时，我们就成了执行这次任务的不二人选。总共有二十个机组围拢到了杜立特尔身边。看到我小时候心目中的航空英雄本尊，我感觉到很敬畏。他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们：“我有一项任务要执行，我需要一些志愿者，这是一项你们可能不想去的任务。”
我马上就答应了，因为我知道杜立特尔的本事，我愿意跟着他去任何地方。最终，我们被派往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Eglin）陆军航空队基地，在那里，我们线。杜立特尔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他希望我们能充分了解飞机及其性能，掌握飞机的所有功能，甚至更多。我们在墨西哥湾上空执行长时间的低空飞行任务，找到目标，然后从低空对目标进行水平轰炸。我们学会了驾驶飞机，哦，天呐，是的，我们学会了驾驶飞机。回想起来，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样飞行，我们只是驾驶舱里的人，我们只是不知道B-25的全部。
事实上，我们的中队长——我们讨厌那个家伙——训练我们“背诵飞行员手册，读那本册子，并研究它”。他对我们严加训练，让我们努力学习。我很谢谢陆航的一些老前辈，他们有敏锐的知识，有驾驶这款飞机的愿望，他们把很多知识传授给了我们。飞机比人发展得更快，B-18“大刀”只是一架加装了弹舱的C-47，而B-25则是一架战术飞机，它拥有在各种情况下达成目标的强悍能力。我们很快就领教了这款飞机的威力。
图8.战力不俗的B-25在战争期间发展出了多种型号，先后生产了将近1万架
在埃格林机场，他们画了一个大大的数字“9”，并在机场上布置出了一条航母飞行甲板。我们被告知将学习怎么样在467英尺长的航母甲板上起飞和驾驶轰炸机。先是从襟翼偏转20度开始，再到襟翼偏转30度，最终到襟翼完全偏转。咱们进行了一次比赛，杜利特尔向我们展示了飞机可以在有余量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有一天，杜利特尔驾驶着我的B-25飞到纽约。回来后，他写了很多关于这架飞机的文章。我本来以为我这架B-25的机况很好，但他写下了所有的缺陷。我和我的机组成员开始工作，我们清理了飞机，以确保小问题得到解决。
我们还致力于延长B-25的航程，并对其油箱进行了改装：一个在飞机后部，一个在弹舱上方。杜立特尔告诉我们要延长飞机的航程，把它开到最远的地方，所以我们飞到墨西哥湾海域，一直飞到休斯敦。个人会使用不同的空速和不同的功率设置工况飞行。我记得我们用的是低转速和高歧管压力。我想：“天呐，这会把发动机炸掉的！”杜利特尔说：“不，不会的，不会的，继续这样做，如果这样能让你飞得更远的话。”
我不仅对发动机有信心，我对我的机组成员也有信心，因为我们真的走到了一起。萨德·布兰登（Thadd Blanton）是我的副驾驶，小威廉·庞德（William Pound Jr.）是我的领航员，沃尔多·比瑟尔（Waldo Bither）是我的投弹手，杜奎特（O. A. Duquette）中士是我的机械师兼炮手。一开始我们有20架B-25，后来减少到16架。完成了所有的训练后，我们被认为可以去战斗了。
图10.鲍尔与其机组成员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领航员小威廉·庞德中尉、飞行员威廉·“比尔”·鲍尔、机械师兼炮手奥默尔·杜奎特中士、副驾驶萨德·布兰登中尉和投弹手沃尔多·比瑟尔中士
1942年4月2日，我们的16架B-25轰炸机全部登上了美国海军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CV-8）。我们不明白我们要去哪里，但我明白我们要去干一件大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的生活中没有对未来的考虑，我只关心明天。我们当时都太年轻，没办法想象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即使知道，也不会太在意。我们所做的只是想着明天要干什么，并努力做到最好。
水兵们很不高兴，因为他们的飞机都在下面，而我们的飞机在上面。“东京”这个字眼还没有被提及。但不管我们要去哪里，我们都会尽职尽责地达成目标。杜利特尔告诉我们别谈论我们的训练，但我们一过金门大桥，米彻尔舰长就在扩音机里宣布：
海军的人改变了态度，尽他们所能地让我们。杜立特尔会见了我们所有人，我们开始研究地图和目标。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们在海上埋头研究计划、我们的进出航线，以及我们将要轰炸的目标和次要目标。计划是在距离日本海岸400英里时起飞。我们将在黄昏前后抵达日本上空并轰炸预定目标。由于机上燃料充足，我们将继续飞往中国，在重庆附近加油。然而，在战争中，事情并不总是按计划进行的。
4月18日这天，我们突然听到了这样的广播：“所有的陆军轰炸机，人员进入你们的飞机。全体人员进入战位，全体人员进入战位。”我迅速收拾好行李，朝我的飞机奔去。我的机组成员在那里等着，直到我们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飞机。我们排在第12位，一直等到上机时刻来临。我们总共装载了2000磅炸弹，油箱也灌得满满的。我们准备了两种弹药：两枚500磅的高爆弹和两枚1000磅的燃烧弹。我机的目标是横滨船渠，我们研究了手头上所掌握的地图和所有海军情报。我看着排在最前面的B-25轰炸机发动了引擎。每当我们乘风破浪时，甲板上的海雾就会倾泻而下。那天的海面并不友好，这更加确定了我们即将踏上的前往日本的航程是“单程旅行”这一事实。
图12.1942年4月18日从“大黄蜂”号上起飞前，飞行员特德·道森（Ted Dawson）中尉拍下了这张照片，画面前方只露出机尾的就是绰号“破唐老鸭”（Ruptured Duck）的那架B-25轰炸机，该机为参加空袭的7号机，也是电影《东京上空三十秒》的主角
我的同袍们一个接一个地驾机离开“大黄蜂”号的甲板，飞向各自的目标。我们现在距离目标足足有650英里，机上的每一滴汽油都会被烧光。当我等待轮到我们发动引擎时，似乎过了很久。当我接到启动信号时，全身的肌肉记忆开始被唤醒。飞机的挡风玻璃上沾满了海盐，我们不得已等待一场大雨来冲刷掉它们。当我把油门推到全速时，在刹车片的作用下，感觉我们要被晃散架了。当“大黄蜂”号全速前进时，汉克·米勒（Hank Miller）在舰身处于合适的上翘角度时向我们发出了“起飞”的信号——就在舰艏准备上仰的时候，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我把操纵杆拉回来，松开刹车，让机轮开始滚动。这简直是小菜一碟。当我们在甲板上呼啸的强风中起飞时，我们滑跑了一半就离地升空了，位置正好在这艘船的中点处。
图14.当吉米·杜立特尔中校驾驶满载炸弹的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起伏不定的甲板上腾空而起并飞往东京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他身上
我们爬升并盘旋，飞过舰队上空，检查我们的陀螺仪是否定在正确的航向上。从那时起，领航员威廉·庞德就开始做他必须做的事情：让我们保持正确的航向。当我们在海面上飞驰时，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方。我很想抽根烟，但我知道，如果我抽烟的话，飞机就会被四处飘散的浓烈的汽油烟雾炸毁——我们在飞机上存放了一罐罐汽油，总共大约有1000加仑。我们的炮手杜奎特中士不得不把汽油从一个个罐子里抽到另一个60加仑的油桶中，再拎着油桶把汽油灌到机腹的渡运油箱里。弹舱上方的一个160加仑油箱必须排空，因此飞行一开始我们就试图用光这个油箱的汽油，然后我们就能够最终靠来回泵送汽油的方式保持B-25轰炸机的重心稳定。
我看到了一片美丽的绿地，我们飞到东京湾以北了。我把航线往右拐，找到我们的地标，然后转向东京湾，并飞快地飞越了东京湾。我们得知码头上空布满了防空气球——日本人试图保护海军船渠和海岸免遭低空飞行的袭击者攻击。当时速超过200英里时，地面在我们的侧舷窗前一闪而过，但我能够正常的看到稻田里劳作的人们，其中有几个人抬头看着我们。
图15.美国这个“沉睡的巨人”被珍珠港的爆炸声惊醒后，它将挥拳痛揍日本帝国的心脏地带。照片所示为杜立特尔中校驾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升空，其他15架B-25轰炸机也将跟随他先后起飞。最终，他们在日本上空一战成名
我们发现前方似乎有一座炼油厂，于是向那里冲去。我们都没有携带“诺顿”投弹瞄准器，因为它们在低空轰炸中毫无用处。我们依靠的是一种由两块铝片制成的简单装置，被戏称为“马克-吐温”投弹瞄准器。当炼油厂出现在视野当中时，我的投弹手沃尔多·比瑟尔调整好了“马克-吐温”投弹瞄准器。我们投下炸弹，然后朝着海面冲去，依旧以极低的高度飞行。我们以相当快的速度离开了那片区域，然后我想：“嗯，咱们不可以这样做，否则我们会没油的。”于是我把油门杆往回拉了拉，以140英里/小时的速度飞行，并重视着天空中是否有日本战斗机出现。我看到在远处有一些飞机，还看到了一艘日本巡洋舰。我们继续前进，转向中国飞去。
就在我们将航线调整为飞往中国时，天气开始恶化。我们陷入了困境，不过幸运的是遇到了顺风。我们爬升到了气象条件好的高度，这使我们得以免受任何低空徘徊的日本战斗机的攻击。我们在约1万英尺高度的天气中飞行了大约六七个小时。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飞越日本最南端后，我们就有机会活下去了。不过从那时起，一切就要看天意了。
当仪表板上的红灯开始闪烁时，我明白我们该跳伞了。在8000英尺高空，飞机姿态被调整得很好，飞行也很顺利。唯一不幸的是，当比瑟尔从机头前往机舱时，他的伞包突然爆开了，为此他必须重新把降落伞包好。当他完成这一切后，我们打开舱门，比瑟尔跳了出去，然后杜奎特也跳了出去，接着是威廉·庞德，然后是萨德·布兰登。当我的机组人员都离开这架B-25后，我跟随他们的脚步，最后一个跨出舱门，跳向一片未知的世界。
我们是在离预定降落地点几英里的地方跳的伞。这是我第一次被丝质降落伞挂着向中国大地飘落。当我的双脚触到地面时已接近午夜，此时距离我们起飞已逝去了十五个小时。雨下得很大，真是个悲惨的雨夜，好在我还活着。疲惫不堪的我卷起降落伞，在一棵灌木松树下沉沉地睡去。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了我的队友们。在我们当中，唯一受伤的是杜奎特中士，他在降落时崴了脚。当地的中国人和10号机的机组成员一起接应了我们。
后来，我们被一架C-47运输机接走。这一年5月中旬，我回到美国。然而，休息是短暂的。1942年9月8日，我又作为同样装备B-25轰炸机的第428轰炸中队的中队长前往英国。我在英国一直待到盟军登陆北非，于是我又率领中队前往北非，并在那里一直战斗到战争结束。
在其陆军航空队和美国空军的服役生涯中，本文的口述回忆者鲍尔上校累计飞行了5300多个小时。他于1966年退役，与妻子一起回到科罗拉多州，并抚养了四个孩子。鲍尔上校于2011年1月10日逝世，安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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